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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僵尸企業”退出的幾點現實思考

 作者:胡國杰/發表于第十四屆華東律師論壇優秀論文集

[摘要]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健全優勝劣汰市場化退出機制,完善企業破產制度。”在此宏觀背景下,完善相關法律制度、暢通企業退出通道無疑對對建設高效有序、充滿生機活力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具有重大特殊意義。就目前來看,無論是從業內同仁的切身感知還是官方權威的統計調查,“僵尸企業”退出均面臨諸多極其現實的難題。病因何在?癥結何在?處方何尋?令人深思。尤其是在當前黨中央、國務院大力實施“三去一降一補”、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代背景下,深層反思、努力探尋問題解決的出路是全社會特別為法律業內人士的“匹夫之責”。 
  [關鍵詞]原因探究 觀念轉換 制度完善 
  一、“僵尸企業”的危害及其清理現狀。 
 “僵尸企業”危害眾所周知,其特點是“吸血”的長期性、依賴性,往往需要銀行和財政不斷輸血,大量有效的土地、資金、原材料、勞動力等社會資源被吞噬,擠占了健康企業的發展空間和機會,造成生產要素配置扭曲,破壞了市場競爭機制和環境,具有阻礙科技體制創新、劣幣驅逐良幣的危害。同時,“僵尸企業”大量存在還可能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侵犯職工合法權益,直接危及社會穩定。因此,世界各國對“僵尸企業”的處理都高度重視、綜合施策、防范治理。 
  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僵尸企業”已成為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不可回避的現象和重大障礙,據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近日發布的《中國僵尸企業研究報告——現狀、原因和對策》智庫報告統計:2005-2013年的工業部門“僵尸企業”比例大約為7.51%,比例最高的前三行業是:鋼鐵(51.43%)、房地產(44.53%)、建筑裝飾(31.76%),其中成立超過三十年的“老”企業中,約有23%的企業都是“僵尸企業”。而與此同時,2003-2015年全國法院共審結各類破產案件僅為47000余件,年均下降率9.6%,清理情況發人深思。 
  今年是“十三五”規劃開局之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補”已成為“兩會”的熱議話題、舉國關注,能否牽好“牛鼻子”、引領新常態,加快淘汰“僵尸企業”、激發市場活力已成為法律界“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重大使命。最高院頻頻出實招、獻良策,第八次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特別強調:“要加強企業清算案件審理工作,依法清理“僵尸企業”、引導和督促市場主體有序退出。” 近日,繼廣東高院設立全國首個高院破產執行裁判庭后,最高人民法院又于《關于在中級人民法院設立清算與破產審判庭的工作方案》中要求:“直轄市應當至少明確一中級人民法院設立清算與破產審判庭,省會城市、副省級城市所在地中級人民法院應當設立清算與破產審判庭”,其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筆者認為,清理“僵尸企業” 、“法治建設”如同一理,是一項宏大、復雜的工程,需要一種上下互動、內外融通、凝聚共識、協同配合的社會聯動機制,絕非一部門、一政策、一機制所能解決,更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必須參透原因、找出癥結、多管齊下、久久為功,方能見效。
  二、破產案件下降和“僵尸企業”退出難原因探究 
  (一)對注銷特別是“破產”難以承受的恥辱感。榮辱感是人們評價和選擇某一社會行為最原始的圭臬。“破產”無異于滅頂之災、“破產”即為不祥之兆、“破產”就是自我否定,這些千年農耕社會和傳統文化沁入心靈深處的觀念揮之不去、難以釋懷。寧可病入膏肓也不尋醫問藥,寧可自生自滅也要“求吉利、講面子”,不愿被扣上“傾家蕩產”、“經營失敗”的帽子。 
  (二)對“僵尸企業”難以割舍的雞肋感。我們在與不少“僵尸企業”的老板交流時發現,不愿退出的背后隱藏著各種難以言表的“潛臺詞”。其一企業主往往將自己一手培育的企業特別是“發家企業”視同親子、珍愛如命,從心理學上說,這種情結所帶來的暈輪效應,“破產”無異于剜心之痛;二是“僵尸企業”往往既有巨額債務也有可觀債權,形同雞肋,企業主往往內緊外松,千方百計收回債權、悄悄轉移、吃干榨盡再做處置;還有的企業主心有不甘、期盼轉機,由于我們的市場機制并不完善,波動的政策、臨時性的行政措施、投機性外力攪動等原因都會創造商機,現實生活中確有“僵尸企業”奇跡般“還魂”的先例,更是加劇了企業主熬過寒夜、翹盼黎明的僥幸,此為不想“破”。 
  (三)畏懼法律不敢“破”。《公司法》第146條第1款第(三)項明確規定“擔任破產清算公司、企業的董事或者廠長、經理,對該公司、企業的破產負個人責任的,自該公司、企業破產清算完結之日起未愈三年”的不得再擔任其他公司的董、監、高。而在現實生活中,大多企業淪落破產境地上述人員均難辭其咎,加之還有“潛規則”帶來的難見陽光之隱憂,讓他們畏懼企業破產給其個人和高管層帶來的聲譽及權利限制等影響,因此不敢“破”。 
  (四)債權人不積極。根據我國法律規定,申請企業破產有兩個并列的標準:一是債務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并且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二是債務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并且明顯缺乏清償能力。從該標準看,企業已至病入膏肓、救助無望的境地,在此情況下,如上所述,債務人不愿“破”、不敢“破”;無擔保債權人因無利可圖,往往無意申請,甚至力主“放水養魚”、“留巢引鳳”,予以阻止;有擔保、有抵押的債權人則認為“人死債也不爛”、高枕無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些國企債權人特別是銀行與“僵尸企業”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而且均有抵押、不“破”也無虞,且又擔心企業破產失職追責,談“破”色變,于是乎他們甚至一次次充當“輸血管”、“呼吸機”,讓它們僵而不死、茍延殘喘。 
  (五)地方政府不愿“破”。“僵尸企業”處理事關地方GDP政績考核、稅收、土地閑置,更關乎人員安置、社會穩定等,地方政府從本位利益考量不甚積極。在當前中央如此三令五申高壓態勢下,一些地方 “嘴上有態度、處置無行動”的痼疾仍屢見不鮮,近日央視曝光江蘇省新沂市小鋼廠整治后屢屢死灰復燃更是典型例證。 
  (六)“僵尸企業”認定無標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誰是僵尸”?成了一個外人說不清、企業不承認、債主不愿提的話題。標準不清、配套政策缺失、各懷心腹事,“誰該退”、“誰來提”、“不退怎么辦”都是問題。 
  (七)破產時間長、破產成本高、耗費精力大。就企業主來說,除了復雜的心理考量和對現代《破產法》破產清算、重整、和解等挽救保障功能認識不足之外,如走破產程序,公告、遴選管理人、登記債權、債權人會議等程序繁瑣不說,破產費用還需一筆巨資,企業主也往往如同“罪人”般被呼來喚去,債務人、債權人均認為申請破產不如聽之任之。此外,注銷程序之繁瑣也并不輕快。 
  三、對策與建議 
  (一)應加大對《破產法》救濟保障功能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戰略意義的宣傳。實踐表明,法的力量不限于立法的精巧,更在于人們真正理解、篤信法的精神,被動服從、接受都步履維艱。其一,針對企業主對《破產法》保障功能認識不足之現狀,應加大對現代《破產法》重整、和解等企業挽救制度的宣傳,讓企業主真正懂得積極利用破產挽救機制、多元化化解危機、重獲新生,破他們不愿“破”的陳舊觀念,只有摒棄了落后的“榮辱觀”、“得失觀”,才能真正變消極為主動,使“僵尸企業”退出常態化、及時化;二要講深講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初衷和大勢,放下包袱、丟掉幻想、破舊立新、順應潮流、再創輝煌。 
  (二)盡快明確“僵尸企業”的標準及拖延退出的責任機制。這一點難度之大、爭議之大可以想見,但筆者認為卻是加快“僵尸企業”清理乃至決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戰略實現的關鍵,立法先行,法律政策的“瓶頸”不突破,“僵尸企業”的清理難以奏效。從現實看,筆者認為,國家應當結合“去產能”、“去庫存”的行業目錄和新經濟結構戰略規劃,盡快確定重點行業“僵尸企業”的具體認定標準,包括經營規模、產業布局、地區規劃、經營業績、經營狀態、贏利納稅狀況、負債率、可持續發展能力、征信情況、環保指標等內容,全面確定“僵尸企業”認定試行標準,并在實踐中及時總結完善,真正做到“僵尸企業”認定“事實清、依據明、人心服”,推動退出工作規范有據、全面及時進行。針對現行法對拖延企業清算的責任弱化問題,對于依標準被列入“僵尸企業”名錄的企業,股東或高管拖延注銷或申請破產的,應及時通過權威企業信息平臺、征信系統及時全面披露企業及公司股東等情況,限制相關股東、高管的經營任職權利,讓其無處遁身、寸步難行,倒逼相關人員積極履行義務。 
   (三)完善銀行監管和貸款審查程序,依規及時采取斷貸、收貸措施,促使“僵尸企業”及時退出。毋庸諱言,盡管“僵尸企業”存在的主客觀原因林林總總,但若沒有銀行這一“輸液管”、“呼吸機”,“僵尸企業”比例必將大幅下降。因此,完善銀行監管程序、實行陽光操作、硬化事前事中事后監管,特別是對“以新還舊”、違規滾動貸款的監管極為重要,揭開“空殼”騙貸、純靠信貸維系生命現象的面紗,促使“僵尸企業”及時退出或重組整頓。 
  (四)建立政府牽頭,工商、稅務、銀行、法院、行業主管等部門建立信息互通、研判認定機制,加大對運營反常企業的監控。如此錯綜復雜的宏大工程,單憑一部門、一政策、一措施、一陣風顯然無法完成,必須政府牽頭、信息共享、立體聯動、各方助力、全面施策、強化問責、久久為功方能奏效。在相關標準制定后,相關部門在各自工作中應對標評估、收集信息、及時上報、及時研判、對癥施策,特別是對于經營不正常、負債不能償、執行無財產、納稅幾為零的企業要及時發現、及時處理。 
  (五)完善企業注銷及破產法律機制,優化程序,為“僵尸企業”退出開辟更加高效便捷的通道。人民法院在專設破產審判庭的同時,還應積極配合立法部門及時修法,并在現行法的框架內,盡快解決破產案件受理難、專業人員少、程序規制隨意等流弊,借鑒普通民事案件繁簡分流成功經驗,努力探索建立破產簡易審理機制。優化破產案件審理規程、、壓縮時限、降低成本。工商行政部門管也應精簡程序、優化細則,為“僵尸企業”清理、服務改革大局提供更加優質高效的服務。 
  (六)強化政府職責,積極探索建立由商業聯合會提出申請“僵尸企業”退出機制。如前所述,“僵尸企業”清理工程浩大,非一部門所能完成,遵循“不訴不理”的人民法院更非首當其沖,各級政府均責無旁貸。政府在加大摸排清理力度、獎勵補償等措施力度的同時,更要建立多方協調、跟蹤監督、強化問責機制。同時,針對當前“僵尸企業”清理突出存在的“有權提的不愿提、想提的無權提”這一尷尬局面,筆者認為,鑒于“僵尸企業”的存在具有消耗大量有效社會資源、損害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這一廣泛而深遠的社會危害性,應將其侵犯的客體認定為“公共利益”,故筆者不揣淺陋,認為可以參照《民事訴訟法》等相關規定,努力探索建立由工商聯合會或其它相關組織提出公益請求的法律制度,有效擺脫特定情況下“無人打”、“誰來打”的現實困境。 
  

參考文獻 
  [1]聶輝華、江艇、張雨瀟、方明月:《中國僵尸企業研究報告——現狀、原因和對策》,載《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和戰略研究院年度研究報告》,2016年第9期。 
  [2]王欣新:《中國破產法的困境與出路——破產案件受理數量下降的原因及應對》,http://www.bbls.org.cn/llyj/ShowArticle.asp?ArticleID=44954,2016年8月3日訪問。 
  [3]黃全權、魏飆、楊帆:《一些地方僵尸企業處置陷僵局  “誰是僵尸”成糊涂賬》,http://news.xinhu anet.com/politics/2016-07/26/c_129178684.htm,2016年8月6日訪問。 
[1]數據來源: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工作年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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